上海社科新人推介⑤ | 谢明文：探寻金文背后的历史文化

▋社科新人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组织评选出了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报将陆续予以推介，聚焦其传承学术、创造思想、影响社会的使命担当。

本期推介的上海社科新人（2020—2021年度）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谢明文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商周甲骨文、金文的字词考释。他认为，金文学可以从青铜器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金文研究一方面要释读文字等文本本身，另一方面要探讨金文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等。

原文 ：《探寻金文背后的历史文化》

作者 |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谢明文

图片 | 网络

甲骨文、金文等一些事关文化传承问题的学科，属于具有文化价值的“绝学”“冷门学科”。近年来，由于国家层面的提倡与支持，古文字学的发展迎来了灿烂的前景。

金文是铜器上铸刻或书写的文字，金文学是研究金文的学问。近来刘源先生著文《推动金文学成为国际显学》，对金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多有讨论。甲骨学、简帛学（或称简牍学）都是以材质命名，与之相应的是青铜器学。青铜器学可主要分为金文学（青铜器铭文学）与青铜器器形学（或青铜器形态学）两个分支，前者以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后者以文字所依附的材料即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工艺等为主要对象。金文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交叉，本质上是青铜器学的一个分支。但由于金文本身的特殊性，金文学完全可以从青铜器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金文研究的第一个层面是释读文字等文本本身，第二个层面则是探讨金文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等。

释文解字，探赜索隐

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甲骨文的字体分类及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与之相比，商周金文的字体分类及相关研究要薄弱得多。随着公布的金文资料越来越丰富，学界应加强金文字形的字体分类研究，力求将它作为判断青铜器相对时代的一个重要辅助标准。此外，商周金文考释、字形分析越来越精密化，研究者要树立“同一字形未必是同一个字，不同字形可能是同一个字”的基本认识，加强形体演变规律的研究，建立偏旁变化的谱系表，考释出更多的未识金文。

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按年代与国别整理周代金文，实际上就是按分期、分域的理论整理金文。现在考古发掘的青铜器越来越多，它们的相对时代往往比较清楚，这给许多传世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断代分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这同时也要求研究者在青铜器及金文的分期方面更加精细。近年来，周波先生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战国金文的分域作了很好的研究。现在的区域考古成绩斐然，在不同的地区发掘出不同国别的大量青铜器，如近年来山西绛县横水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朋国青铜器，翼城县大河口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霸国青铜器，湖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曾国青铜器，这些皆为青铜器及金文的分域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东周金文、铭文书写风格往往区域化，同一区域的不同诸侯小国的金文在字形、用字习惯、书写风格等方面往往相似。现在公布的金文资料日益丰富，学界应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东周金文的区系划分作进一步精细研究。

在商周金文中，异文资料非常丰富，值得深入探讨。其异文关系大体可分为讹字关系、音近关系、义近关系等，如果从词的角度讲，属于讹字关系、音近关系的异文表示的仍是同一个词，而属于义近关系的异文则表示不同的词。从句子的角度而言，上述诸类异文关系皆保持了原来的句式，并未改变句子的内部结构。但金文中另有少数的异文，彼此句式不同，有的反映了当时的句法结构或特殊的语义表达。金文中的异文，内涵非常丰富，有的异文还能折射当时的社会观念。如璋钟“用乐父兄”之“父”，异文作“天”（此器下落不明，真伪待进一步研究）。《诗经·墉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毛传：“天谓父也。”《仪礼·丧服礼》：“故父者，子之天也。”璋钟“父”“天”异文显然是义近关系，这也反映了周代社会中父亲对于子女的重要性。

寻觅历史长河中消失的商周古国古族

商周金文出现了许多传世文献中已消失的古国族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族名金文一直是研究的热点。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在《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一文中提出，此类铭文“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族名金文的研究由此取得了重大进展。

族名金文的研究包括多方面，其中“复合族名构成理论”是热点中的重点，也是难点。当前族名金文研究有两个问题亟需取得学界共识，只有如此才能更进一步推动族名研究。一是当时女子出嫁前是否有资格与能力铸造青铜器，二是当时女子出嫁后在所作铜器上能否标示父家族氏（比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终极问题则是一般商人能否祭祀非同族的人）。

商代社会已是男权社会，社会以男性为权力中心。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远低于男性。据金文，女性作器在整个商周一直都受到限制，主要局限于食器，而且作器女性往往拥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又现有商周金文并没有女性在出嫁前作器的强证。因此，我认为，商代女性在出嫁前，由于地位不高，很难有独立作器的资格。从当时的男权社会来看，女子出嫁后归属于夫家，而且女子出嫁后，所作器物主要是食器，一般要用于祭享夫家先人，是不太可能铸上父家族名的。在现有商周金文中，女子出嫁后，在所作铜器上标示夫家族名者习见，而标上父家族名并没有可靠的例子。因此，我现在赞同商周女性出嫁后在所作铜器上标示的族名应属于夫家，而不会是父家。如果以上两点所论可信，那么一些商周族氏的古姓就应重新认定。如寮姒甗“，寮姒作旅”、季姒簋“季姒作用簋，”、年姒簋“年姒作用簋，”，研究者或认为这三件女性自作器是在出嫁前所作，“”使用的是娘家的族徽，因此“”族为姒姓。季姒朁罍“季姒朁作宝罍，唯用万年，享孝于厥皇公姑，万年子子孙孙宝用，”，“季姒朁”是“排行+父家姓+名”的格式，该器是季姒朁为丈夫的父母所作的祭器。以前我曾根据“”族为姒姓的意见认为，季姒朁罍铭文是女子出嫁之后在所作器物上可标上女方父家族氏的证据。但根据我现在赞同的“商代女性出嫁前很难有独立作器的资格”“商代女性出嫁后在所作铜器上应是标示夫家族氏而不会标示父家族氏”的意见，上述这些铭文中的“”完全可看作“姒”姓女子的夫家族氏，它们反映了“”族与姒姓通婚的现象，并不能得出“”必是姒姓。

研究族名金文，还要特别重视考古发掘。例如，“居葬合一”是商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如考古发掘集中在某地墓葬，出土了多件同一族名的青铜器，往往也就指明了这一族氏曾经的居住地。因此，传世青铜器族名金文与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族名金文结合起来研究，往往能得出更合理的结论。比如，所谓宾妇丁父辛卣中的族名，旧不得其解，如据《殷墟青铜器全形拓精粹》新刊的一件殷墟大司空出土的寝卬听鼎铭文，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又如，河南安阳殷墟邵家棚文源二期棚改商代遗址近年出土了多件铭文带“册”字的青铜器，该遗址还出土一件青铜觥盖，铭文作“己亥，箙锡（从王）贝二朋，用作彝”。有记者报道时曾援引考古工作者的意见，认为邵家棚发现的多件青铜器上出现的“册”是族名，邵家棚是商代“册”族居住生活的重要区域。在商代金文中，有一部分族名会附有“册”字，这类“册”是官职名，本身并非族名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只是标志作器者有“作册”的职务或其家族曾担任了“作册”一职。据记者的报道，我们认为邵家棚遗址出土的带“册”字的青铜器中，有的铭文可释作“册瞽”，有的可释作“册瞽宅”。它们显然应与传世青铜器亚胡鼎铭文“亚胡，造父癸，宅，于。册瞽”，册瞽宅鼎铭文“册瞽宅”统一起来考虑，可知“宅”是私名，“瞽”是族名，册瞽表示瞽这一家族曾担任了作册这一史官（或认为此即瞽史），“瞽”是亚胡族的分支（瞽与安阳郭家庄曾出土的亚胡族诸器的器主当属于同宗）。由此可知，研究者认为邵家棚是商代“册”族居住生活的重要区域是不正确的，它应是亚胡族的分支册瞽族居住生活的重要区域，而同遗址出土的那件青铜觥盖极可能也出自瞽族，亦可推知传世的几件册瞽宅相关器物的时代应属于殷墟四期。这些皆可证族名金文研究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的重要性。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1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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